因此，2018年的决议几乎完全是对2014年决议的重申。然而，尽管前者获得协商一致通过，后者却被夸大其词地斥责为联合国人权机制的“特洛伊木马”。美国在两次决议通过时都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但其只对最近的（力度较弱且简短的）声明表示反对。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可能在于上述后者的批评，，通过提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支持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
编码语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表述最近于 2017 年 11 月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于 2018 年 3 月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平台密切相关。事实上，它是“习近平思想”十四条规定之一。就具体政策而言，它最常与习近平的大规模海外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巴黎协定》等国际合作形式联系在一起。尽管它在党的意识形态中占有突出地位，但它并没有被赋予任何扩张主义内涵，实际上也没有用来表示习近平政府致力于发展与其他国家合作关系并保持参与区域和国际机构之外的任何其他含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表述中似乎没有任何“隐藏含义”。事实上，这个短语实际上似乎最终源于马克斯·韦伯作品中的一个社会学术语“ Schicksalsgemeinschaft” ，该术语在德国、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政策和外交辩论中被频繁提及。
即使如美国外交官杰森
·麦克 (Jason Mack) 所言，中国试图“通过将国家元首的思想塞进国际人权词典来美化其国家元首”，美国和其他国家是否真的有理由对一个有着如此平淡无奇的技术官僚血统的术语感到担忧，也 退出数据 值得怀疑。无论如何，大会先前通过的决议，例如 2017 年 11 月大会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实际措施”的 A/RES/72/250 号决议，在其官方中文版中已经包含了习近平的原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与去年通过的另外两项决议一样，实际上只包含一个近似的措辞，但在中文版中听起来却大相径庭）。
中国持续专注于国家间权利与义务
其是其对试图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其他人权监督进程的公民社会成员采取的威慑、恐吓或惩罚措施，令人深感担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俞建华等人的言论也令人担忧，他反对“点名羞辱”的做法。但倡导国 工而不是由市政府打扫 家间“相互合作”并不会对个人作为国际人权法主体的地位构成内在威胁。美国及其他关注中国国际角色的人士不应在中国枯燥的外交辞令中看到潜在的威胁，而应更多地直接推动中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采纳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尽管中国此前曾正式“拒绝”这些建议，但实际上已开始落实），并改善其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待遇。
近期对“比较国际法”的关注也为学者和实践者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他们反思开展多边对话的最佳方式，从而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达成有意义的共识。如果西方国家的目标是继续将中国融入国 比特币数据库美国 际社会的关键规范，那么更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或许是：更频繁、更坦率、更公开地提出曹顺利（尽管现在为时已晚）、江天勇、高智胜等人的案例；带头批准和遵守条约，而不是（像美国那样）树立相反的榜样；或者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进步作为经济、技术和其他形式合他们认为该决议巧 作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对中国实际尝试适度参与国际人权体系的那些事例进行批评。